发挥独特优势发展绿色产业

城乡交界处或远郊地区的民众利益亦不能忽视，在保护弱势群体权益中实现利益均衡。

[12]翟小波：《代议机关至上，还是司法化》，载《中外法学》2006年第4期。[29]石世峰：《论宪法比较解释》，载《法律科学》2006年第2期。

对我国来说，宪法学理论对宪法解释基本问题，尤其是解释标准和方法的探究，能够为立法机关在法律制定过程中提供较为具体的指引。相同的观点，参见王安鹏：《论我国宪法解释制度的完善》，载《理论界》2011年第5期。杜强强，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未来宪法学要做的，就是要在方法论自觉的基础上，通过精细化的研究，逐渐在宪法解释目标、宪法解释性质和宪法解释方法等问题上构筑宪法解释的理论体系，并在方法论的基础上构建和形成对宪法条款之解释方案的基本共识，从而对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立法形成有效的学术监督。宪法学界的这个基本共识也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回应，[51]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学术研究的政治功能。

因此，如果我们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当作是对宪法的实施和解释，那么依然存在一个它是否合乎宪法宗旨的问题。一是对宪法解释方法论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可谓当代宪法学的显学，成果丰硕。其次，他长期从事《外国宪法》和《比较宪法》这种在改革开放初期比较敏感且边缘的研究领域。

宪政体制下的政府根据宪法的授权和设定的规则与标准来规范社会行为，政府权力和市场运行都限制在法治范围，不同的政治和思想派别都遵守游戏规则，尤其是政府及其官员能率先遵守自己所立之法。关于当今社会过于看重权力而轻视权利，过于重视国家而忽略社会。因此，民主不在于直接或间接，而在于联系相应的利益集团。宪法标榜的是民主的原则，而实际上行使的却是专政的原则。

[27]再次，他认为宪法缺乏前瞻性和权威性。三条轨道都是公法观念的体现，公法观念的确立，实有待于绝对权力观念的取消而代之以政治科学的探讨。

三是政治性，具有一定政治意识形态的话语色彩和功能。他认为，中国的官制更加注重德行，而不注重才能。[6] 参见龚祥瑞：《盲人奥里翁：龚祥瑞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68页。[19]在平等的条件下才能实现自由。

龚先生收到修改稿后当即认可，并把我和他的名字并列在一起拿到一家法学杂志去发表。有了复决权，人民就可以阻止当选代表违背民意的行动。再次，分权学说还有时代性。所以他明确提出，两类公务员制度（政务官与事务官、选任官与委任官）只有在民主与法治的条件下才能建立，在传统乡土社会也是根本行不通的。

[9] 参见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1991年，耄耋之年他又带领六名研究生到天津、河南调查行政诉讼现状，向高级法官班做问卷调查，指导九名研究生对全国32个城市各类人群做行政诉讼问卷调查，最后形成《宪政的理想与现实》（中国人事出版社1995年版）和《法治的理想与现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实施现状与发展方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等专著。

把自己说的太好，把调子定的太高，是社会主义国家受挫折的一个原因他对中国宪政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20]其次，限制自由必须遵守法定程序：以法律而不是命令。[12] 参见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77页。龚祥瑞在回忆录中对这段经历也予以提及，但做了淡化处理：当时我们都是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这场浩大、影响严重的政治运动。不能把它停留在以往年代的面貌上。文章来源：本文定稿于2012年5月，是中国第一篇研究龚先生宪法学思想的文章。宪政道路就是法治的道路，法治是走向民主的第一步。

三条轨道都是公法观念的体现，公法观念的确立，实有待于绝对权力观念的取消而代之以政治科学的探讨。早在民国时期，在出任青年政治学校副教务处长的时候，龚祥瑞就坚持录取学生时公开竞争考试，唯才是举，不徇私情。

[35] 参见龚祥瑞：《盲人奥里翁：龚祥瑞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14] 参见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78页。

他主张宪法的规范性，强调限制公权力，肯认西方法治、民主、自由与平等、分权等的普适性，一针见血的指出中国宪法和宪政发展中存在的核心问题。[5] 参见龚祥瑞：《盲人奥里翁：龚祥瑞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1页。

[34] 参见龚祥瑞：《盲人奥里翁：龚祥瑞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47页。也只有随着时代的变迁，按照事先规定的程序，不断修改、更新宪法，才能保持宪法权威的连续性和政府的合法性。1980年代是龚祥瑞的学术高潮期，《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文官制度》等著作，《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宪政理论》《走人类共同的宪政民主道路》《等论文均在学术界引起极大的反响。宪政应当是一个兼容并包的普世性的理论体系。

在比较英国和美国后，龚祥瑞认为，英国更注重程序上的权利平等，而美国则与之相反，更侧重于实质上的权利平等。政治体制改革 我国著名宪法与行政法学家龚祥瑞（1911-1996）教授青年时代师从钱端升、张奚若等民国政治学家，以及英国政治学大师拉斯基和宪法学家詹宁斯。

他认为，民主是以议会的无限权力为前提和基础的，人民主权学说就是议会主权，因为人民主权通常是由议会来行使的。二是，政府权力的行使要遵守法定的程序。

他认为，法治不仅仅包含以法治国，而且包含必须遵循的原则、规范和理想：法是公认的、确定的，法内含有公平、平等、人权等原则。他认为，中国的官制更加注重德行，而不注重才能。

发表时稍有删节，此为原文。值得一提的是，龚祥瑞还是一位卓越的宪政教育家，他身体力行的宣传宪政理念，把推动未来中国宪政发展的期望寄予后来者，因此他对教育培养年轻人抱有极大热情。因此，民主不在于直接或间接，而在于联系相应的利益集团。晚年时，龚祥瑞回忆起其清华的求学经历，认为清华培养了自己两大品格：一是爱国的品格，即铭记梅贻琦校长刻刻不忘救国的重责，个人在自己的地位上，尽自己的力，则若干时期以后，自能达到救国的目的的箴言。

社会主义国家更应当强调对权力的约束，否则的话就会成为斯大林式的垄断，形成专制。只有相当学术价值的光芒才能穿透历史的尘埃，照射在当下的大地上，他的理论贡献将会永远留在中国宪政发展的史册上。

[18]他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主要应从程序平等意义上来理解，这是法院独立行使司法权的前提和保障，也是保护公民权利的前提。[33] 参见龚祥瑞：《盲人奥里翁：龚祥瑞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40页。

[11] 参见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75页。[26] 参见龚祥瑞：《盲人奥里翁：龚祥瑞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48页。